《竹书纪年》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编年体通史。
它原无题名,后世根据其按年编次的体例及书写载体等,将其称为《竹书纪年》,也有《纪年》《汲冢纪年》《汲冢竹书》等别称。
这部史书是西晋太康初年在汲郡(今河南省汲县西南)战国魏襄王(一说魏安厘王)墓地中发掘出的竹简古书之一。竹简出土时是战国文字,经荀勖、和峤、束皙、卫恒等学者整理,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。
《竹书纪年》共十三篇,记述了八十九位帝王,共一千八百四十七年的历史。其叙述夏、商、西周和春秋、战国的历史,以君主纪年为纲目,按年编次。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的方式纪年,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的方式纪年,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。
关于《竹书纪年》的起始时间,存在不同说法。杜预《春秋左传集解后序》和《晋书·束皙传》均说该书始于夏代,但《史记·魏世家》集解注引和峤语称该书始自黄帝。清代至民国辑佚的《古本竹书纪年》始自夏纪,并无“五帝纪”这一部分内容,不过有零星文字如“舜放尧于平阳”之类被其他书籍引用而流传下来。一些辑佚者认为这是引用者误将《汲冢琐语》的内容当做了《汲冢竹书》的内容,故未收;但也有辑佚者将之附录于书中。而《今本竹书纪年》则有“五帝纪”,记录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帝尧、帝舜之事。《四库总目提要》指出这部分内容主要抄自《宋书·符瑞志》。
《竹书纪年》中的一些记载与传统的正史有所不同,例如:
– 夏纪:与《史记》只是记载“太康失国”不同,还记录了羿的事情。
– 殷纪:其记载的伊尹形象与《史记》中有所差异,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,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。但由于不同地区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译,发现整个商代伊尹都是师权的象征,地位尊崇,有伊尹放逐与迎回太甲的记载,且伊尹的后人都有很高的地位与权力,因此殷纪这部分内容存疑,有待进一步考究。
– 周纪:最与《史记》不同的是共和行政的记载。按照《史记》等正史所载,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,周公、召公二相共同执政。而《竹书纪年·周纪》则说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,即共国的伯,名和者,摄行君位。
《竹书纪年》有“古本”与“今本”之分。“古本”早已散佚,如今辑佚出约四百条。现存的《竹书纪年》即“今本”,是后人重编的版本,包括两卷,上卷包括黄帝、五帝以及夏、商的帝王,下卷从周武王伐纣直到周隐王十六年(公元前299年)用周王纪年,从东周平王开始记录晋国史事。
《竹书纪年》,尤其是“古本”,是中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编年体通史,它对晋唐间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为中国上古史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史料,并能与传世、出土书籍进行补充互证,有助于揭开历史真相。
学术界对于这批竹简的具体出土时间,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:
– 咸宁五年(279年)说:以《晋书·武帝纪》为代表,其记载“(咸宁)五年……冬十月戊寅,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。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,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,藏于秘府。十一月,大举伐吴”。唐人张怀瓘《书断》、宋人郭忠恕《汗简·略叙》等文献也持此说。
– 太康元年(280年)说: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西晋著名学者杜预,其《春秋经传集解后序》记载“太康元年三月,吴寇始平,余自江陵还襄阳,解甲休兵,乃申抒旧意,修成《春秋释例》及《经传集解》。始讫,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,大得古书,皆简编科斗文字”。《晋书·卫恒传》《晋书·律历志》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及唐代学者孔颖达等也持这种观点。
– 太康二年(281年)说:主持整理《汲冢书》的西晋史官荀勖在为另一本在汲冢出土的文化典籍《穆天子传》所作的序文中提出这种看法。他说:“序古文《穆天子传》者,太康二年,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所得书也”。另外,房玄龄等所著《晋书·束皙传》、太康十年汲县令卢无忌的《齐太公吕望表》也支持这种观点。
关于出土地点,普遍说法是汲冢,在河南省卫辉市(原汲县)西南10公里孙杏村镇娘娘庙村南。但民国23年编订的《获嘉县志》及新编《辉县市志》认为出土地点在河南省辉县市占城乡大梁冢村北的“大梁冢”。不过这两个地方在西晋时期都在“汲郡”的管辖范围内。
其出土经过大致如下:西晋太康二年(281年),汲郡汲县(今卫辉市)一个叫不准的人盗掘了一座战国墓,墓中并无金银财宝,只有大量竹片。村民发现后报告官府,官员将竹片拾掇装了几车运走。后来人们发现这些竹片上有字,且字迹整齐,数量巨大。这批竹简运到京师洛阳后,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、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。原来这座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,这些竹片是前所未知的典籍,因是汲郡人不准发现,故被称为汲冢书,其中有魏国的史书,即《竹书纪年》。
《竹书纪年》出土后,受到当时学者的重视并进行了整理。最初由荀勖、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,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,遂有初释本《竹书纪年》,又称《荀和本》。晋惠帝时,卫恒、束皙相继对其进行考正、释义,形成考正本,又称“卫束本”。后续还有王庭坚、王接、挚虞、谢衡、续咸等学者参与了整理工作。但历经安史之乱、五代十国等变故,最初的十三卷本在《宋史·艺文志》仅存《竹书》三卷,元代以后连三卷本也失传了。
需要注意的是,“今本”《竹书纪年》的内容存在一定争议,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后人根据某些材料拼凑或改编而成,不完全等同于原本的《竹书纪年》。对于《竹书纪年》的研究和解读,学者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,在参考和使用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,并结合其他历史文献进行分析。